1958年，我带领部分学生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，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，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，方方正正，同样大小，一块连一块，每块地头插上标牌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，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、小队长、妇女主任、会计、饲养员……总共十来块，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。使人奇怪的是，最高产量是特派员，每亩10000斤，大队支书9000斤，大队长8000斤，职务愈小，产量愈少，依次序递减，也就是说，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。“人定胜天”这句古训，到了大跃进年代，变成了等级制观念。我问特派员：“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，产量最高？”特派员板着脸回答：“你信‘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’吧？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，干劲最足？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？”我心里想，倒也是，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，要不是胆大干劲足，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？我问：“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？这是你规定的吗？”特派员这才收起严肃的脸变为嬉笑的脸，说：“这叫相互客气，尊重领导，怎能由我规定。”我问：“到秋后，产量准能达到吗？”他回答：“产量嘛，多多少少总有点出入，还要靠老天爷帮忙吧！”我又问：“什么叫‘人定胜天’？”他说:“牌子上的产量，主要目的在鼓鼓群众的劲，这就叫‘政治’。你连这点都不懂吗？”我连连说：“懂了，懂了。”干部试验田的等级制，我们一群书呆子议论了好几天，都说特派员作风不民主，至少他那一万斤产量是说大话。为了这事，争论不休，我怕和村里关系闹得不好，便也学特派员的口气说：“这叫政治！你们连这都不懂，我们下乡来实习是干什么的？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呀。特派员是农村工作的领导，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，切不可书生气十足！”这一说，果然灵，以后再不议论这一类事了。第二阶段要画农民，第一个任务是为南吕村画一幅大壁画，画南吕村的远景规划图。如何规划，当然要请示特派员，特派员要我们去找大队长，大队长说，你们见多识广，也熟悉本村情况，由你们去闹吧，该咋闹就咋闹，反正愈红火愈气派愈好。得此信任，就由学生去设计，不几天食堂临街的大墙画满了。乡亲们每天来看热闹，有的说，这也好那也好，缺少一座大礼堂；有的说，只画青年突击队，不画领导，还差点劲；有的说拖拉机只一辆，似乎少了点；有的说“芝麻大如瓜”也该画。这些议论，证明知识分子的头脑不如农民想得周全，想得大胆。